为了新中国

——纪念“五一口号”发布60周年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许德珩与其他28位民主人士受到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邀请。中共中央的这一号召是组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集结号，令九三学社社员深受鼓舞。我的祖父许德珩、祖母劳君展是九三学社的早期社员。他们曾经无数次地对我讲述过当年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为了民主与科学、为了新中国而奋斗的峥嵘岁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部分九三学社成员离开重庆，到北平、上海和南京等国民党统治的城市里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三年当中，他们始终在各自的岗位上，利用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反对一党召开国民大会；支持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掀起文化教育界与北平当局激烈斗争的四月风暴。

    1946年4月，国民党当局违背刚刚达成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调动30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打响了全面内战的第一枪，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军队就占领了解放区的一百多座城市。9月，国民党当局违背政协协议，以政府命令的方式宣布首届国民大会于11月12日在南京召开。九三学社社员褚辅成、孟宪章、许德珩等被宣布为国大代表。国民党一党召开国民大会的本质就是试图将其独裁统治及其进攻解放区的行动合法化。10月30日，许德珩与褚辅成、张西曼、王卓然等以九三学社的名义通过《新华日报》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他们认为“任何一隅的内战行为皆为违反民意，夸称胜利均属可耻。吾人要求蒋主席立即回京，下令停止内战，负责主持和平谈判”。11月12日，面对邵力子、雷震催促赴会的电报，许德珩对《大公报》和《新华日报》的记者说：“此次国大断然召开，政局前途不堪想象，是以深感个人责任之大，故若非各方协商一致参加，我个人不拟赴京”。刚刚成立不久的九三学社，在反对国民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的斗争中，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经受了考验。

1947年5月20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在南京召开。会场内，许德珩向大会提交了他与九三学社参政员褚辅成、其他民主党派参政员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张澜、钱端升、许广平等共同签署的大会提案——《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以此与国民党参政员反对和谈、要求下达讨伐令的声音抗衡。许德珩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反对由一党召开国民大会，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会场外，来自京、沪、苏、杭各市的六千余名学生举行了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用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向国民参政会请愿。游行队伍与军警了发生冲突，学生遭到殴打，有二十余名学生受伤，另有多名学生被捕。这就是著名的“五二〇血案”。许德珩闻讯立即从国大会堂赶到中山路现场。目睹学生被殴的惨状，他十分气愤并疾赴国大会堂向邵力子交涉，为学生的生命安全而奔走。在北平的九三学社社员袁翰青、薜愚、樊弘得知“五二〇血案”的消息后，立即联合其他二十八位教授共同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宣言》，支持学生的行动。我的祖母劳君展当时在重庆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她告诉我说，经常有警察封闭学校的大门，搜捕进步学生。为了保护学生，她让学生躲在她的汽车里，她坐进汽车，命司机开车冲出校门。如此数次之后，当局将我祖母免职。“五二〇血案” 在六十多个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里引发了学生示威，到处可以听到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声。新华社发表就此发表了题为《蒋介石的末路》的评论。评论说：“中国近代只有三次群众运动可以和今天比较，就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和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新华社还以“延安权威人士”的名义发表了题为《蒋介石已处在全民包围中》的时局评论。评论说：“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九三学社的社员们勇敢而坚定地站在第二条战线的前列。

1948年3月29日是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国民大会的日子。数千名来自北平、天津的学生和青年决定当天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举行纪念黄花岗先烈大会，以揭露国民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公布宪法的真相。当局如临大敌，派出五千多名警察将会场重重包围，做出血洗北大的姿态。北大周围的交通被阻断了，许多来北大参加大会的人被阻挡在包围圈以外。九三学社社员许德珩、袁翰青和樊弘三位教授临危不惧、愤然出席大会。许德珩勉励学生们说，今天的青年要学习黄花岗烈士的精神，全心全意地为中国的苦难大众献身，不要彷徨在空中。不怕一切无耻的污蔑，勇往直前，才对得起先烈。袁翰青说，我希望今天每个人都向自己宣誓：我一定永远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今天知识青年只有一条路，就是与苦难的人民同在。樊弘说，刚才袁先生告诉诸位只有一条路，我认为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由少数人掌权，为保持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压迫全国大多数；一条路是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的人联合起来，向独裁集团要回政权，愿意就采取和平的方式，不愿意就用武力把政权跟他们夺回来。三位教授的演讲给青年以启迪和鼓舞，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学生会安排学生们护送三位教授回家，还安排学生住在许家的客厅里，以防意外。我祖父多次告诉我，当年他去北大讲演之前，总是做好了与反动当局同归于尽的准备。他对我祖母说一句：君展，我走了。环视一下家里，不带家门钥匙，毅然而去。三位教授的讲话触动了国民党当局。4月19日，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吴铸人“忠告三位教授”，勿再受“奸匪利用”，否则万一北平市五十万国民党员中“出一激烈分子，其结果是演一幕害人、害已、害国家的惨剧”。吴的这番讲话经报纸披露之后，北大、清华、燕京、师院等校九十名教授马上联名发表《对吴铸人谈话之驳斥与质询》。他们说：“无论吴铸人氏所忠告的三位教授是指何人，我们要质询他，所谓受奸匪利用，究竟有何证据？我们更要追问：第二次闻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预谋制造中”？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旅港各界人士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茅盾、邓初民等一百五十余人相继致函许德珩等三教授，表示声援。侯外庐教授向世界学术界发出了题为《谁敢制造第二李闻事件》的申诉。这一文化教育界与北平当局的激烈斗争被称为四月风暴。

    1949年3月，周恩来与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来到北平。我祖父、祖母与各界人民一道前往西郊机场迎接。大家见面后，周恩来亲切地握着我祖父的手说：“楚生兄，辛苦了。一别两年多，你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周恩来这番真诚的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对九三学社的肯定和称赞，令我祖父十分感动并且念念不忘。6月11日，134名中国共产党员和拥护《五一口号》的各界人士在北平中南海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根据会议通过的《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九三学社被确定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四十五个单位之一。从此，九三学社成为了新中国的筹建者之一，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成员。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期间，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许德珩担任第三小组的副组长，协助组长周恩来与各位组员一道，共同起草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国大纲。从此，九三学社放弃了自己的政纲，以《共同纲领》为其政治纲领，以实现《共同纲领》为其奋斗目标。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特邀代表宋庆龄发言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共产党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的广泛性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革代表何香凝发言说：孙中山致力于革命四十年要做的事情，今天在毛主席领导下都实现了。民盟代表张澜发言说：今天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斗争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九三学社许德珩代表发言说：各个不同革命历史时期和各个不同方面的代表们都抱着扬弃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同一心情，很自由地、民主地、融融合合地、空前未有地团聚起来，也是空前未有地团结起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以上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的领导地位是其领导人民革命胜利的必然结果，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各个单位一致拥护的结果。

    60年来，我国的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肝胆相照、亲密合作。他们团结各界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建设成为了一个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去年12月17日，胡锦涛同志强调，越是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当前，我们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困难。在两岸关系出现缓和迹象之后，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藏独组织企图破坏我国的形象，干扰我国的经济建设，改变我国的政治制度。国际市场上原油、铁矿石等原材料的价格上涨；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引发经济萧条等因素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困难。政治体制落后、腐败、调整工业结构和改造国有企业体制等等一系列内部难题需要解决。我认为，胡锦涛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是新时期的《五一口号》。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我们牢记我国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扬我国各民主党派的爱国精神、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再过二十年，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我们的祖国一定能成为世界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一定会实现。 
     
      （文章来源：九三学社北京市西城区委　许进　　日期：2008-04-24）